当前聚焦：当“付费进校”成生意 大学校园该开放吗？

近日，复旦大学、同济大学、上海师范大学、华东理工大学等上海多所高校陆续恢复对公众开放。社交媒体上关于大学校园是否应该完全开放的讨论再度热烈起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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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疫情防控政策调整之后，仍有一些高校延续了过去三年的封闭管理政策。尽管今年初，国内一些高校恢复了部分人员出入校园的权限，但仅限校友，一些学校扩大至“学生亲友”的范畴，绝大部分的外来人员被阻隔在高墙之外。

“朋友们聚会还是想去学校看看。”中国传媒大学校友袁华对界面教育表示，近日他通过学校APP线上注册申请进校，但不知为何显示未成功，“可能方法不对，试了很多次。”

袁华表示，学校不对外开放，受影响较大的可能是住在学校附近的居民。袁华于2017年毕业，专门选择在中传附近租房，“那个时候我就想，没事儿去学校的食堂吃吃饭，打打球，享受一下学校的便利。”后来赶上疫情，学校封闭后，袁华也换了租房地。

科幻作家韩松也在这上面栽了跟头。今年3月底，武汉大学举办130周年校庆活动，作为校友的韩松想回母校看看，但“因为预约时间失误，且不能修改，完美错过武大赏樱，预约成功的记录似乎不会消除，因此也不能再预约。”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这段经历，不少网友伸出援手，表示可以带他进去。

还有一些人从中发现“商机”，“付费入校”成了一种“商业模式”。

“武大免预约代入校，任意校门都可以，进门确认收货付款，4人以上有优惠。”在咸鱼上，一位自称“武汉大学在校生”的卖家售卖相关产品。其动态页面显示，五月以来已售出“带入校”商品近30笔，每单收费在24-100元不等。

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些通过种种渠道拿到学生卡、校友卡的“黄牛”，在小红书、微博等社交平台发布“付费进校”的广告，“收费不是最低，150元/人，能接受的私（聊），不墨迹。”在评论下方，有不少学生举报并予以抵制，“大家不要给黄牛送钱”。

对于学校来说，难以验证来访人员与申请人员是否是真实的亲友关系，这为付费进校提供了牟利空间。毫无疑问的是，这种违法违规行为应该得到坚决抵制。但滋生这种行为背后，还是校园封闭与公众想入校参观旁听的需求，难以得到匹配和平衡。

关于大学校园是否该开放，舆论对此意见不一。

支持者认为，高校应该恢复疫情之前的开放措施，“海纳百川”、“兼容并包”——这些为人们所熟知的大学校训都在强调开放理念，作为物理屏障的大学校门，原本就是第一个不该关闭的。

此外，这种开放不应只局限于物理空间意义上，更重要的是公办高校的各类资源理应与社会共享，可以为许多人创造学习机会。从这一意义上说，大学不是、也不应该是封闭的象牙塔，彼此孤立的大学就失去了大学本身的应有之义。

也有反对者认为，现在全面恢复还不是时候，各地还有“二阳”病例，且有增多趋势。二是资源分配问题，简单放开必然面临校园资源挤兑的问题，如此一来，如果连本校师生的便利都保障不了的话，一味放开有何意义。最后，由于社会人员情况复杂，也会对校园师生带来安全隐患。

事实上，早在新冠疫情之前，部分知名高校就已开始限制社会人员入校，并引发过公众对大学校园开放问题的关注和讨论。

2017年，中山大学因“限制校外人员入校”的规定引发争议，该校校友认为此举有违中山大学一向的开放精神，希望学校公开“限外令”依据。彼时，中山大学回应，此前有不利于学校治安的事件发生，“限外令”是出于安保考虑。

同期，北大、清华等高校也对社会人员入校有所限制。2018年，北大清华双双推出校园参观预约系统，对外来进入人员数量和入校时间有着明确限制。再后来，三年疫情，高校大门紧闭，不仅外来人员无法进入，就连校内学生出来也困难重重。

“在社会已经全面恢复到疫情之前的生活秩序时，高校再以疫情防控为由，不恢复向社会公众开放，是站不住脚的。”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对界面教育表示，公办高校的资源属于全社会，理应向社会开放，让社会公众共享公共教育资源。

但熊丙奇也提到，高校的首要任务是办学，培养人才。校园开放的前提是不影响学校的教育教学秩序。为此，高校是否向社会开放、怎么开放，应该充分听取全校师生和社区居民的意见，进行科学、民主决策。

在谈及校园开放时，国内舆论通常会引用“国外大学没有围墙、和社区融合在一起”的例子。但在熊丙奇看来，国外大学的开放也不是一概而论的，有的校园面积小、校园周边社区治安比较复杂的学校，也是不向社会公众开放的。

即使融入社区的大学校园，有的图书馆、体育馆等场馆也有门禁系统，非本校师生并不能自由进入。学校对外开放的措施，是学校董事会，在听取师生和社区居民意见后做出的，因此，对于是否开放、开放的程度以及开放措施，师生和社区居民存在一定共识。

“在我国，有形的校园围墙的开放与关闭，尚未能制定明确的制度规范与有效举措。”2020年4月，陕西学前师范学院教师张强发表的《公立大学校园开放的法理、学理与治理》一文曾指出。

究其根源，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。首先，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大学扩招，造成了高等教育资源的紧缺，公众的进入进一步造成资源紧张局面的恶化，校内师生与校外人员之间的矛盾时有发生。其次，民众在参观校园过程中缺乏素质的表现，引起了校内师生的反感与排斥。

张强认为，公立大学的校园开放问题涉及公物利用的法理、大学价值的学理以及利益相关者的治理等层面。立足公物理念，需要澄清公立大学校产的所有权与使用权，为校园开放的正当性提供法理支持。

学府与社会之间的互动，依据学理的要求，应当引领区域文化风气，满足民众的精神文化需求。最后，通过政府的支持、学校的引导、以及民众的参与，实现有效的校园治理，最终在有序开放的基础上实现大学功用的发挥与社会文化的改善。

熊丙奇认为，针对开放可能带来的安全管理问题，学校可以制订校园开放管理规定，招募学生以及社区志愿者参与开放后的校园秩序维护。

针对开放带来的市民与学生“抢”体育馆、图书馆等场馆资源的问题，可以引入第三方机构，建立开放资源管理平台，选择合适的时段，向社区居民开放。而且，这一开放资源管理平台，还可以把所有学校、社区资源整合在一起，向社会公众开放，并提高开放管理效率。

就当下的校园开放而言，高校应该顺应社会公众要求开放的呼声，将校园开放恢复到疫情前的程度。同时，在听取师生和社区居民意见基础上，梳理可以向社会开放的校内资源，建立校园开放的长效机制。

（文中袁华为化名）

（文章来源：界面新闻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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